这些年很多新加坡当地人选择到国外或生活，或创业，离开了曾经给自己带来高薪，带来荣誉的国度。
为了了解他们的生活，小圈儿特别策划了一个小专栏，记录这些离开狮城的新加坡人…
有这样一个新加坡女生，说不了流利的法语，也没做过餐饮业，却放弃新加坡高薪的工作到巴黎开咖啡店？
李颖佳，34岁，用了大笔积蓄在巴黎开了一家与众不同的咖啡店The Hood；
在这个顾客称为“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最美好的不是咖啡，也不是美食，而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交流、联系和正能量。
李颖佳（Pearlyn）两年前和朋友合资，在文化色彩丰富的巴黎蓝领区开了咖啡店The Hood，除了售卖咖啡，还有亚洲色彩浓厚的美食如斑兰蛋糕。
现任主厨兼主要合伙人是厨艺比赛节目《法国顶级厨师》2015年冠军Khanh Ly，料理水平可想而知。
但李颖佳却说：“我真正想做的，不是开咖啡店；咖啡店只是让我完成梦想的途径。”
梦想？途径？
看The Hood网站上的“自我简介”，多少明白：
We brew Coffee.
We love Music.
We make Food.
We connect People.
（我们泡咖啡；我们热爱音乐；我们准备食物；我们连系大家。）
咖啡！美食！——只是媒介！
所以The Hood不像一些精品咖啡馆或高级餐馆，曲高和寡，也不会让人觉得难以亲近。
在李颖佳的理念中：
她把The Hood比喻为实体LinkedIn（工作人士社交网站）：
李颖佳的心里，她感悟到因为科技，现在人失去很多东西，也忘了人情味，所以The Hood的使命是，成为一个促进交流和邂逅的地方。
就是要创造一个能让不同社群团结起来的温暖空间，集体做出正面影响。
因此，The Hood除了售卖咖啡和美食，也和许多创意人合作，积极推广文化和创意工作。
也许是受新加坡多远文化影响，The Hood非常重视多元文化，办活动是为了给需要曝光机会的人提供平台，让更多人看见他们，也希望大家脱下有色眼镜，以开放的心态前来支持。
目前，Folk Off音乐会可说是The Hood的招牌活动之一，前来表演的音乐人来自世界各地，大家使用各种乐器自在演出，观众往往就坐在地板上聆听，舒服随性。
说起印象深刻的音乐人，李颖佳回忆说——
去年11月某日傍晚，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的塔布拉鼓（Tabla）鼓手阿尔比特（Arbit）穿着明显旧了的红色外套走进The Hood，当天座无虚席，但大家听了李颖佳介绍后都没有任何反应，鼓掌的只有李颖佳和她的伙伴。
但听完第二首曲子，大家都竖起耳朵聆听。
“一个衣衫褴褛的印度人带着乐器走进巴黎cafe，肯定会引起注视。
他用塔布拉鼓创作如此美妙的音乐，大家最后都停下手边的事，聆听他的演出。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我们每天都带着一些偏见，但音乐可以打破隔阂。
那一晚，阿尔比特不肯收任何报酬，他只拿了几个银角，用来购买回家的地铁车票。”
李颖佳希望：各界创意人把The Hood当成自己的地方，主动策划活动，也希望The Hood可以启发顾客，并让他们感觉快乐。
她说：“我们没有会员制，没有阶级之分，没有歧视偏见，没有批判。
要穿什么进来都没问题，做回自己就行。
不用穿戴名牌，也不用像社交媒体上常见那样做作。希望顾客来后就能明白，我们不一定要跟着其他人走，踏出线条外围一点点也OK。”
听李颖佳认真叙述，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么多顾客形容The Hood是“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
这个“全世界最快乐的地方”，主要色调是橘色和绿色，从粉刷墙壁到搜罗以及翻修二手家具，全由李颖佳和合伙人亲手完成。
地点是巴黎第11区，距离巴黎铁塔约半小时车程，聚集多个文化社群的让·皮埃尔·坦博路（Rue Jean Pierre Timbaud）。
同一条街有回教堂和犹太教会堂，附近是“巴黎真正的唐人街”，街上居民包括阿拉伯人、北非人，还有许多新移民。
过去，这里聚集货仓和工匠工房，许多蓝领阶级在这里工作和生活。
李颖佳打趣说：“新加坡人可能会觉得这是游客应该远离的地方，但这个文化大熔炉才是真正的巴黎。”
正如滨海湾金沙不能代表真正的新加坡，真正的巴黎也不能在巴黎铁塔或香榭丽舍大道找到。
《纽约时报》2015年一篇报道形容，让·皮埃尔·坦博路让人想起70年代巴黎的知识分子与爵士中心：圣日耳曼德佩区（Saint-Germain-des-Pres），以及80年代的纽约反文化中心：东村。
“街道一边是Bobo族（嬉皮士与雅皮士的综合体）常光顾的酒吧，另一边是回教徒街区……这里就是巴黎的缩影”。
开店最难的地方就是找到合适地点，现在这个地方让李颖佳一见钟情。
她坦言：找到这个店面前，她一直梦寐以求的是俯瞰巴黎的贝尔维尔公园（Parc de Belleville）。
当时，她还在日内瓦一家贸易公司从事结构性融资工作，原意是把咖啡店当成副业经营。
贝尔维尔公园店面业主看准她“非此店不租”，因此一再抬高租金。
前后折腾了足足九个月在新加坡开公司赚钱吗女生，让李颖佳非常失望。
她告诉自己：再给自己半年时间看看其他店面，再不行就撤出巴黎。
没想到，递上辞职信一周后，她就在自己居住的那条街意外看到“LOYER”（出租）告示。
那时已经入夜，她隔着窗口看进去，对楼梯和天花板高度一见倾心；
请示身在纽约的法籍合伙人后，她隔天就见房地产中介。
碰巧中介非常喜欢东南亚，听了李颖佳的咖啡店构想，第一句就问：“会卖沙爹吗？”
店面理想，租金又合理，当然有竞争者。
中介透露已有另外三人有意租下店面，幸运的是业主——旅游经验丰富的80多岁老太太，最后决定把店租给李颖佳。
李颖佳为什么不在新加坡开店呢？
新加坡太贵了！
而起初构思咖啡店的时候想过在新加坡设店，结果不是不合适，就是租金太贵。
另一个考量是市场竞争
新加坡cafe如雨后春笋，精品咖啡（specialty coffee）四年前在巴黎才刚萌芽。
两年前The Hood开张，当时同样卖精品咖啡的cafe只有大约15至20家。
巴黎租金比新加坡便宜，日常生活费非常合理。
对于起步公司，特别是咖啡店来说，新加坡其实更昂贵。
在巴黎成立The Hood用了19万新元，一半向银行贷款，另一半是自己的积蓄。
此外，巴黎的魅力也是重要因素
一个有远大愿景的咖啡店，不就应该开在一个以革命和梦想而闻名的城市？
李颖佳说：“巴黎是个充满理想的城市，也是一个国际都会，这里有世界各地各种文化的人。把咖啡店开在巴黎，本身就是一个话题，巴黎的国际形象能给The Hood加分。
无论和什么地方的人介绍The Hood，只要说是位于巴黎的咖啡店，大家马上就有想象空间。”
不过，在巴黎做生意不容易！
例如专为创业者而设的免息贷款，只供会说法语的人申请，所以李颖佳只能和银行贷款；她的合伙人虽是法国人，但不是大股东，所以不能申请免息贷款。
不过，法语对李颖佳来说并不陌生。
她2008年加入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上过法语课。
2011年，她跟着前上司转行到日内瓦一家贸易公司，身边许多同事都说法语。
李颖佳透露自己发音不错，懂的生词不少，只是文法能力有限。
她说：“多亏科技，我无论讲电话或写电邮都能利用Google Translate。起初上银行谈贷款时，合伙人会因为我的法语太‘草率’而不好意思，还好银行职员明白我是外国人，所以觉得有趣。”
每天在The Hood忙进忙出，她的“破碎”法语足以应付日常所需，李颖佳两年来都没时间正式学习法语。
但她最近开始上课：每周一次，老师就是固定在The Hood教法语的顾客。
李颖佳说：“The Hood渐渐成熟，我开始觉得自己有责任学说法语，因为一直依赖合伙人和工作团队帮忙，实在不够专业。”
创立咖啡店的想法，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她提起两个重要日子。
她在笔记本里写下自己的嗜好和最爱：咖啡、音乐、人、策略、筹款……
并把笔记本命名为The Bean Project（豆计划）。
三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袭击位于圣但尼的法兰西体育场附近，随后巴黎的咖啡馆、餐馆及音乐场所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和大规模枪击。
那时，李颖佳的父亲正好去巴黎探望她，13日傍晚她正准备前往参与即兴音乐演奏会，但父亲希望有她陪伴，她才没出去，因此逃过一劫。
李颖佳说：“我要去的演奏会，地点接近18人中枪那条街。
我和爸爸两天前光顾的柬埔寨餐馆Le Petit Cambodge，也是其中一个有许多人被枪杀惨死的地方。”
13日那晚，很多陌生人在她住的大楼借宿，她和父亲留在家里彻夜追看电视新闻，隔天也因为巴黎戒严没有出去。
在父亲鼓励下，李颖佳在14日递上辞呈，辞掉贸易公司的工作。
她说：“我想过自己为什么要为公司卖命，因为根本无法得到与劳力相当的收获……
父亲来到巴黎后就鼓励我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要离开一份优薪工作真的相当困难，我必须被‘推’出去。”
当时，她的年薪约15万欧元（约24万2000新元），她做好两年半不拿薪水的最坏打算，除了基本生活费所需，其余储蓄就投入The Hood；
她偶尔接下咨询工作，补贴生计。
不过，The Hood从2016年创办至今，她是从今年才开始拿薪水，而且出发点是为了更准确计算出The Hood的运作成本。
李颖佳说：“还好我从来没有购物习惯，现在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没有大改变：努力工作，喝喝咖啡，外出跑步，还有在家下厨。
不过，我现在较少旅游，今年也准备搬去较小的单位，进一步省钱。
在亚洲，我们或许常常以金钱为最大的目标，但我认为人生的价值不只在于赚钱，也不一定要一直和其他人比较。”
离开高薪工作创业，李颖佳说现在更能意识到银行账户里每一分钱的价值，花钱方式比以前更具智慧。
家人虽然支持她，但看她为The Hood缩紧腰带，难免心疼。
父亲李崇民（67岁）说：“她从不埋怨，但我和太太和妈妈去过巴黎看她，我们都知道她很辛苦，只是她坚决不肯拿我们半分钱。
The Hood开张后，她祖母包了5000元红包给她，她坚持不收。”
对李颖佳来说，自己的梦想当然要自己负责，她甚至因为收入少觉得亏欠家人，怎么可能收下家人的钱？
她说：“收入减少最大的痛苦，就是每次回到新加坡，我能花在父母、外婆和祖母身上的钱少了，他们还反过来觉得应该照顾我。
对于一个从小被灌输亚洲价值观，必须照顾长辈的亚洲孩子来说，这个感觉非常不自然。
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事。”
在父亲眼里，这个在家里排行第二的女儿很感性，也很理想化，和哥哥与妹妹相当不一样。
他说：“这是她的优点，也是她的缺点。
她想通过咖啡店帮助别人，一心要帮别人成功，结果常常忽略自己。
起初说要开咖啡店，家人都想着要卖多少杯咖啡才能回本？
但她好坚强，决定要做的事就不会轻言放弃，无论我们说什么，她都会坚持下去。”
女儿一个人在外面闯荡，父母会不会担心？
李崇民说：“太太比较担心，她比较传统，所以希望女儿可以回新加坡，找份稳定的工作，组织自己的家庭。
我就一点都不担心。
我很佩服这个女儿，她能干，胆子也大。
例如在日内瓦工作时，她经常飞到不同国家公干，像南非、刚果、苏丹、克什米尔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她去的很多地方，我都不敢去。”
从构思和资金到日常营运以及清洗厕所，李颖佳凡事亲力亲为，把她称为The Hood的灵魂人物应该不为过。
但她一再强调队友功不可没。
除了目前四个合伙人，还有在店内工作的七个人。
大家年龄背景各异，李颖佳形容团队为“迷你联合国”，有亚洲人、欧洲人、非洲人和北美洲人，共同点是喜欢音乐，而且都很随性、友善。
让她感动的是，大家把The Hood当成自己的生意。
团队之中有人愿意出钱资助The Hood，有人为了购买更好的厨房器材，拒绝接受奖励金，大家即便下班也会留下来，主动把地方打扫干净。
李颖佳说：“开始赚钱后，我一定会继续投入资金培养人才，也确保大家跟着The Hood一起成长。”
The Hood营业近两年，现已成为巴黎许多创意人和新加坡人的据点，顾客不乏当地政要、商界名人和创意人。
对于李颖佳来说，The Hood仍未完全实现她最初的构想。
她说：“成功不是在社交媒体上得多少个赞，而是我们支持或帮了多少人，以及促成多少社群。
希望顾客可以习惯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空间，也希望会有更多这样的空间出现。”
增加营业额之余，她致力于发展一个可行的商业模式，让The Hood得以长期经营，或许还可以在其他城市扎根，或以不同的餐饮营业模式出现。
此外，她希望The Hood可以和创意人合作，推出原创文字和音乐。
她说：“媒体力量大，所以一定要有责任心，但目前网上有太多劣质内容，大家为了赚钱想要得到更多点击，结果是排山倒海的垃圾内容。”
会不会在新加坡开设The Hood？
她说：“不排除这个可能性在新加坡开公司赚钱吗女生，新加坡毕竟是我的家，我经常回来。
但租金高，竞争激烈，很难想象本地经营模式能和巴黎一样。”
巴黎和新加坡——两个截然不同的城市各有千秋。
只要经济条件许可，李颖佳希望继续在新加坡和巴黎之间穿梭。
她说：“我喜欢欧洲的生活品质，但新加坡始终是我的家，我在这里认识的人较多，支持网络也更强。
不过，新加坡虽然凡事更有效率，却一直有种要互相比较的压力。
新加坡总让我回到现实，巴黎则让我继续做梦。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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