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东腔西调”的主播何必合作了一档新栏目——列国志，在这个栏目中我会分享在过去十多年来我的旅行经历、参会记忆与考察收获。本系列将以亚洲为起点，本期和大家聊聊新加坡。
点击下方图片可以收听播客音频，播客内容以清单体的形式整理如下。
1、这一期列国志我们继续往南，聊聊新加坡这个国家。我曾经两次去过新加坡，一次是作为游客，一次是作为考察者，在19年夏天那次制造业考察中去到新加坡考察它的金融运作。新加坡给我的感觉也是一个“混搭”的风格，既有国际大都市的一面，也有老城的一面。比如去到老城区的牛车水或者小印度这些地方，感觉跟广州老城有点像。尤其是在这些地方还能感受到电影里那种热带殖民地的风格，两三层的小楼、木质百叶窗、棕榈树等等。而狮尾鱼公园周边，以及核心的金融商务区周边，那些地方给你感觉确实是世界顶级大都市。
2、新加坡的“混搭”风格，其实也跟这个国家的历史关系很密切。去新加坡考察那次，我们也去新加坡国立博物馆参观。这个博物馆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两条平行线的布展设计。一个平行线讲述了华人从18世纪后期下南洋直到现在的奋斗史。这部分展览仔细讲述了华人社区的形成，华人社会如何保留了闽粤地区的习俗，华人社区如何在晚清时候与清朝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以及如何卷入到了整个20世纪上半页中国的革命当中。而另一条线是在讲述英国人如何在这个地方建立殖民地，如何赋予这个殖民地很重要的地位，使之成为东南亚海洋的重要枢纽，以及后来这片殖民地又是如何反抗英国，争取在英联邦体系内的自治地位。对比这两条平行线，我们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新加坡是一个华人主导的社会；但是在国家秩序层面上，却是英国人最早在这开创了政治秩序，然后在这个秩序中华人社区联合了马来人和印度人社区，反抗英国的远东秩序，并获得了自主权。在新加坡的自我叙述中，它的社会生活跟它的政治生活有着相当强的割裂感。
图 | 新加坡国立博物馆
3、华人在新加坡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但在它的政治秩序建构上，却没有达到相应的水平。这使我想起网上一个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就是华人在移民以后往往有个特点，他们并不太在意如何参与到移民目的地的政治秩序，而更在乎自己怎么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比如华人在美国很少去尝试参与到政治之中，而是努力地赚钱，培养自己的孩子进入顶尖名校。
4、之所以华人会有这样的特点，我猜想也和中国的历史传统有关。西方自中世纪以来，它的政治体规模都比较小，这意味着在物理意义上，一般人的声音很容易被政府听到，个体容易形成政治参与感。但是如果政治体规模变得很大的话，个体声音对政治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可能性就非常微弱了，于是个体对政治的参与感就会下降。所谓政治的参与感并不是说我要参与具体的行政治理，而是你是否参与到规则的生成当中。中国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各个诸侯国相对而言都是小共同体，那时候的一些游士像苏秦、张仪、李斯等等，他们虽然出身不高，但是能够在各个国家来回穿梭，参与到共同体的规则生成当中。而中原在建立统一帝国之后，共同体规模足够大，于是老百姓参与规则生成的机会就变少了。时间一长在新加坡的海洋公司怎么样，人们从本能上就不会再从这个方面去思考问题了，开始转化为一个纯社会层面的动物。因此，华人移居到海外之后，通常在政治上都表现得特别低调，这种低调实际上是把当年在国内的一系列文化习惯带到了国外。华人移民原本就没有形成过这种政治性的追求，他们追求的更多是我怎么样形成我的小共同体，在小共同体内部找到安身立命的支柱。而政治性的存在那是国家政府层面的事，那部分参与不进去我认账了。
5、在法律能覆盖得到的情况下，对小共同体的追求会形成一系列自治商会等；但在法律不能覆盖到的地方，小共同体可能就表现为黑社会，尽管它可能仍然会有一个商会的外观。在国立博物馆有一个展厅让我印象深刻，展厅里摆了一个香堂，上面一副对联：地振高冈一派溪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河水万年流。读过《鹿鼎记》的应该对这个很熟，这两句是天地会的切口。华人在海外所组成的各种小团体，如果它游离在法律之外，那么就表现为黑社会组织，华人在这方面的组织能力还是挺强的。有人说华人在海外经常坑华人，但实际上那是来自不同省的人之间的事在新加坡的海洋公司怎么样，同省之间相互坑的现象很少，因为它有自己的小共同体；小共同体不能坑内部的，但是坑外部的时候心理障碍就不是太大。这种小共同体的凝聚力非常强，所以当华人出去经商时，也能获得很大优势。东南亚各个国家都是华人在商业层面上有很强的主导地位，因为它有自己的小共同体存在。但是这也有代价，你只追求你的社会身份，不追求政治身份，这意味着你经商赚钱把自己养肥了，当别人看你眼馋想宰你的时候，你没有能力自保。于是东南亚国家一旦出现什么社会问题，矛盾就会往华人身上转嫁。华人通常是富人，而且刚好这是一群没有自保能力的富人。一般情况下人只要变富了，都会寻找某种自保的办法。但华人在这方面很特殊，华人足够勤劳，也有自己的小共同体的凝聚力，很容易积攒起来财富。但由于在政治层面普遍缺乏追求，所以常常就成为待宰的羔羊。
6、很多人知道我在2019年进行了一场调研，研究东南亚国家承接中国制造业外移的情况，要发展制造业，肯定对融资有着某些需求，新加坡是东南亚重要的金融中心，所以我也把新加坡列入了考察的日程当中。但在南洋并不只是新加坡有华人，在中南半岛的曼谷、越南的西贡，华人都很多，而且南洋这个区域很早就形成了以华人为主导的商贸网络。这些商人基本都来自福建和两广，从宋代到晚清民国，以华人为主导的格局基本上就没有发生过变化。哪怕是西方人来了以后，他们也只是能够在政治秩序占主导，在商贸层面上，西方人至多主导大宗批发贸易，而在微观零售层面上的贸易，始终还是由华人来主导。英国人可以把大量的商品都运到远东，但运到之后怎么分销到中国内地，怎么分销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缅甸，仍然还是要依赖中国商人。华人挣到钱之后，由于儒家文化的落叶归根、认祖归宗等等一系列观念，使得他们一定要把钱寄回到老家，而要寄回老家就需要有金融中心来完成这种海外汇兑的过程。在当时有两个重要的海外汇兑中心，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香港。基于下南洋的华人这种海外汇兑的需求，带来了这两个金融中心的成长。
7、那问题来了，华人有很大影响力的城市也很多，像西贡、曼谷这些地方为什么没能成为金融中心呢？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那些地方都不属于普通法法系。而现代的海外贸易和国际金融秩序，主要都是依托于英国的普通法法系的。普通法跟大陆成文法相比有一个特征，就是它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比大陆法系要更加到位。中小投资人如果要进行远距离汇兑，在普通法系统下面金融效率会更高。在普通法世界，股市、债市之类的直接融资市场的效率更高。而在成文法地区，它的间接融资市场效率更高，间接融资市场主要就是银行。所以我们会看到，世界上主要的股市、债市都分布在普通法地区，像纽约、伦敦、新加坡、中国香港都是这样的。
图 |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8、我在新加坡那段时间，正好赶上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周年。当时李显龙总理发表了一段至今还在中文互联网里广为流传的演讲，他提到在1949年之后，新加坡作为一个华人聚集区，客观上必须要对东亚复杂的政治局面做一个抉择。许多充满理想的热血青年受到新中国成立的启发，也加入到反殖民斗争当中。新加坡起初是加入到了马来亚联邦中，但是当时马来西亚觉得国内的华人比例太高了，马来人很担心自己的政治地位会被华人逐渐夺走，于是他们和李光耀谈判，使得最终新加坡不得不独立出去。当时的李光耀也非常痛苦，首先是担忧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规模的国家怎么活下去，新加坡自己连稳定的淡水都没有。另外一方面，李光耀本人是一个有很大政治雄心的人，新加坡分出去的话就意味着，他再怎么样也只能在小岛上折腾，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南洋的更大国家的领导人了。不过，新加坡分出来，这也让李光耀能更加聚焦于新加坡的发展。
9、对于李光耀来说，第一个问题是我这个国家这么小，该怎么在物理意义上生存下去。其次，就是该怎么在政治层面上挑选盟友。首先新加坡必须得结盟，因为从马来西亚的角度看，新加坡是背叛了母国，马来西亚始终是对新加坡的威胁。所以新加坡必须得去寻找到另外一个愿意支持自己的国家来结盟，使自己面对马来西亚的压力的时候能够自保。而结盟实际上就两个选项，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在49年之后，当时的中国也面临一个很艰难的选择。东南亚这边有这么多的华人，新中国到底跟他们应该保持一个怎样的关系？如果我仍然接受这些华人是中国人的话，那么这些华人的所在国，可能对新中国存有巨大的疑虑，而那会儿中国是极力想要去跟这些国家搞好关系的。所以最后我们的领导人做了一个决断，宣布这些华人或者回来，或者加入所在国的国籍，放弃中国国籍。而结果是大部分华人还是留在了所在国。所以新加坡人觉得，现在依靠中国这事儿可能不大行，于是他们就选择了跟美国结盟。从地缘上来说，美国是海洋霸主，它一定要控制住全世界几个最重要的海上交通咽喉要道。新加坡地处马六甲海峡，决定了它依托于美国，加入美国所主导的全球经贸循环当中，是更合逻辑的选择。
10、我之前说过，要理解一个国家的自我定位，除了去看博物馆以外，还要去看这个国家的历史教材。而在新加坡的历史教育里面，它会非常关注一个国家（城邦），并且用整个教材的一章来分析和讨论它的历史。这个国家（城邦）就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共和国。威尼斯从公元10世纪开始兴起，兴盛一直持续到17世纪。它的势力非常大，而且又一直是作为一个城邦存在的，所以新加坡就想拿这个案例来自况，看一下作为一个城邦，其存活的基础是什么，灭亡的可能性危机又在哪。
11、新加坡还有一个很意思的现象，就是它在全世界国家的廉洁程度上排名非常靠前，而在关于这个国家是否民主的评价上，排名就很靠后。新加坡一直维持了某种意义上的威权政体，这也是它一直以来为人所诟病的地方。我觉得这里还是得说，实际上新加坡规模太小了，无论是李光耀还是今天的李显龙，某种意义上都是在拿这个国家当一个公司来经营，他就是这个公司的大董事长。从公司的视角来看，它的治理结构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公司是更加扁平化的，更加民主化的，也有的是更加集权化的。并没有哪种组织机制和管理体制能够包打天下。采取什么样的体制主要取决于这个公司是在什么样的领域当中，它的竞争环境什么样等等。所以新加坡作为一个规模很小的国家，它用一种威权的方式，保证了效率和稳定的预期。但是如果规模体量扩大了，类似的方式就不一定走得通了，它的逻辑就变了，这种情况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过很多，无论是古罗马还是古中国，随着统治规模的扩大，治理逻辑都得发生深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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