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慎独，惟精惟一：新加坡美术名家何家良(新加坡绘画公司)

何家良，1937年9月21日出生于新加坡大门楼，自学生时代踏入艺术之门，迄今已超一甲子之年。2000年，何家良获颁秘鲁文化勋章；2001年，获颁美国威斯康辛国际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何家良

在新加坡美术界，何家良博士的名字，尽人皆知。

有人说，何家良是“剪彩先生”。他自1966年踏入政坛新加坡绘画公司，任职国会议员30年，曾任教育部、新闻与艺术部、环境发展部，以及交通部高级政务次长，无数次为本地举办的各种艺术展览及国际艺术大展剪彩开幕，谦和儒雅，有请必到。他质朴地认为：“应该以一己微薄之力，借助自己的政府背景和形象，为本地的文化艺术事业站台，为新加坡艺术的永续发展加油”。

有人说，何家良是“尊敬的院长”。他1996年从政府卸职之后不久，即于1997年回归曾经开启他最初艺术梦想的母校南洋艺术学院，出任院长，前后计约六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他几经奔走，“在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艺术家计划下，南艺获得明古连街的三个地段为校园发展空间，也为日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空间保障”[1]，“南艺占地36000平方米，在市区寸土寸金的地方”，“新校舍总建筑费用1.5亿新元，政府资助90%”[2]，“筹款1500万元”[3]。事无巨细，何家良均亲自过问。值得一提的是，三栋巍峨壮观的南艺校舍是由我国著名城市规划建筑大师刘太格博士亲自操刀设计的。

有人说，何家良“有真诚的性情灵光，在激情与浪漫之间，处处闪烁着炽热的光芒”[4]。当年，“在通往中正中学的丹戎加东（Tanjong Katong）的那条路上，曾有一间‘快乐影社’深深吸引了少年时的何家良。那时，年长他5岁，早年在南洋美专学习，后考取中国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画坛多面手欧世鸿曾任职于此”[5]。为追求艺术理想，何家良于1955年至1956年间进入南洋美专学习，历时约一年半，师从本地知名画家蔡名智和林友权。可惜其后因学费从早先的每月10元涨到20元，加之画布和颜料费用昂贵，不得不放弃修读，转而进入中正中学。但艺术的种子一旦发芽就不会停止生长。何家良后来进入南洋大学理学院物理本科，依然与一群热爱艺术的南大生，自发组成“南洋大学美术协会”，何和应任主席，何家良任副主席，并邀请陈文希、陈宗瑞、刘抗、张荔英、何国豪等美术名家出任顾问。直到今天，曾经沧海的何家良，依然紧握着画笔；曾经的国会议员与政务次长，依然跳动着那颗怀揣艺术梦想的少年之心。

有人说，何家良是“甘榜画圣手”。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新加坡还残存一些马来甘榜（乡村），如甘榜依劳（Kampong Irau）、甘榜实乞纳（Kampong Siglap）、甘榜法蒂玛（Kampong Fatimah）、甘榜万国（Kampong Buangkok）等。由于国家发展的需要，这些甘榜后来都相继消失了。何家良凭着敏锐的艺术嗅觉，抓紧在这些甘榜彻底消失之前，背着画具，把甘榜的景色，特别是蕉风椰雨的热带情景，用斑斓的色彩和大胆的笔触记录在画布之上。这些既有美感，又有历史文化档案价值的景色，静美、舒展，颇为业内人士所称道。著名诗人潘受先生曾特别赋诗赠予何家良，其曰：“云彩纷纷入素毫，何郎画笔逐云高。马来村舍蕉椰外，一曲天风大海涛”[6]。

▲1980年，何家良在马来甘榜写生

▲1978年，何家良参与接待邓小平访新

有人说，何家良是新加坡唯一一个把画作挂在建国之父——李光耀先生办公室的艺术家。“2009年的某一天，他忽然收到来自内阁资政李光耀先生的亲笔信，信中李先生坦率表达了对于他的艺术才华的欣赏，并向何家良提出希望送一幅画给他做永久收藏”[7]。“李先生是相当严肃的人，因此这个请求很不同寻常”，如今已逾耄耋之年的何家良，在宁静的家中接受采访时，对当时的情形依然记忆深刻。在逝去的旧日时光中，在他毕生挚爱的艺术探索之路上，这无疑是华彩炫丽的一章。

▲2009年，何家良赠画给李光耀资政

“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是中国传统儒学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的后半句，载于古文《尚书·大禹谟》。南宋朱熹在《中庸章句集注序》中释义：“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惟精惟一就是不改变、不变换自己的理想和目标，是心性合一，执中而行。理学大师程颢有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明代思想家、心学大师王阳明在回答什么是“惟精惟一”的时候说：“……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8]

“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独就是“允执厥中”，慎独是一种诚意，是一种自我克制，是一种修行，是表里如一，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的自我纪律。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令人垂涎的诱惑，权力，荣誉，地位，金钱，安逸，享乐，抑或挫败，沮丧，幻灭……可以让你随时丢弃曾经的理想与梦想？有谁能在这滚滚红尘中，淡定，怡然，不忘年少时的初心？

难呵，难，真的非常难。

但何家良做到了。

“在一个偶然的机缘，堕入绘画的‘诱人迷网’而不能自拔，绘画所产生的巨大精神力量，一直支撑着我到今天”，“我也秉着这个信念，积极做我自己喜欢和认为应该做的事”[9]，何家良如是说。

在何家良从艺的年代，艺术曾经是可以影响人生的方向的。当时，有些所谓的艺术家“使人失望得很”，“没有很好地将美术名符其实地普及到社会各阶层，相反地，他们鼓吹垂死的颓唐的艺术，公然在这时候还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充斥他们主办的美展中不是些使人难以理解的‘怪画’，便是些逃避现实的东西”，何家良曾毫不避讳地指出，“带批判性的新现实主义才是我们正确的创作方向”，要“努力在正确创作路向上，通过美术为工具，促进社会走向美好境地！”[10]

了解到这一层面，也就很好地理解了何家良的艺术创作。总体上来说，何家良的艺术创作涵盖油画、胶彩（丙烯）、素描、速写、水彩、粉彩、木刻版画、书法等，在6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他所创作的大量作品，尤其是创作主力的油画及胶彩，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斑斓的色彩、鲜明的色调，跃动的色感”[11]。我国艺坛先驱刘抗先生曾意味深长地说何家良是“业余的专业画家”[12]。

当然，唯美是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但仅凭诸如甘榜风光等作品似乎还不足以确立何家良在新加坡美术界的地位。可以说，何家良最重要的美术成就，是其黑白木刻版画。这种艺术形式的特殊的社会现实主义作用，曾经影响了无数希望用艺术改良社会、唤醒社会的艺术家。

在1930年代的中国，鲁迅先生曾大力提倡新兴版画，他说：“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但现在的新木刻，却和历史不相干”。鲁迅把传统的复制性木刻发展成为具有特殊表达形式和创作意义的黑白木刻艺术作品。黑白木刻版画新加坡绘画公司，研究的是黑白两色的规律，用两个绝对的对比色来表达大千世界的各种物象。20世纪美国版画大师洛克威尔·肯特（Rockwell Kent，1882-1971）曾指出：“版画的最早起点是黑白木刻，最大难点也是黑白木刻”。

鲁迅对木刻版画的认识，既影响了当时的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日后的新加坡，而影响鲁迅的，则是在现代艺术史上影响巨大的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Kathe Kollwitz，1867-1945）和比利时版画家法郎士·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1889-1972）。纵观何家良的黑白木刻作品，无论是其早期作品，如《造船》、《上夜校》、《修补船》，还是近期作品，如2018年作品《涉水逃难》，2020年作品《New Normal in Commute under Covid 19》（《疫情下之新常态》），都可以看到鲁迅、珂勒惠支以及麦绥莱勒的影子。何家良的刀法是娴熟而大胆的，木的味道和刀的味道十足。虽然在形式上还是相对保守的古典主义，但在表现手法和创作主旨上，已经实现了与时代的契合。尤其是《何家良自刻像》这幅作品，几乎是完美无暇的，干净利落，不仅在技术上无可挑剔，画面情绪亦把控得体。画面中的何家良，自信、坚毅、平和、乐观，面容瘦削峻毅，目光朗朗如炬。整幅画面，明暗清晰，光感对比强烈，黑白分明，显示出作者达观进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投射出一种鼓舞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与无病呻吟的自我陶醉，或者不知所云的抽象变形，抑或人云亦云的流行趣味完全不同，像一股清泉，从幽静的深涧中喷射而出，像一缕清风，带来令人振奋的爽快与欢愉。

▲何家良与夫人陈丽娇在吴哥窟写生

分析一位艺术家，分析他的作品，如果过分关注于笔触、构图、色彩、技法等所谓程式细节，那是小视野的，也是俗不可耐的，因为那是套路的，只要翻过几页美术史，听过几段人云亦云的谈话，大概都可以写那些东西。因此，那样的文字是没有意义的。当下也许还可以应景，但几十年过去，几百年过去，就是废纸一张。

纵观历史，大概有两类艺术家：一类是倾向于表达社会责任和关注的，一类是倾向于内心和自我观察的，何家良显然更多地是属于前者。他一直在努力把他个人的艺术与新加坡的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对于何家良，我们既没有必要在谈到他的艺术时就联想到他曾身居高位，也没有必要在涉及他的具体作品时局限于所谓门类、流派和主义。通过他的艺术创作，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应该看到一颗为艺术而执着一生的内心，一颗宁静而且纯粹的、毕生追求艺术完美，希望用艺术服务于社会的雄心。

可以毫不犹豫地断言，何家良是一个真正的视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家，世俗社会对权力和官位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他的艺术光芒。尽管他没有创作出在拍卖场上动辄叫价数千万金钱的画作，也没有成为开枝散叶、声名远播的一代宗师，但他独立于世，坚守内心、一心一意追求艺术的人生，却更加让人钦佩。这样的人，就是大家。

（作者为本地水墨画家、独立策展人兼国家美术馆艺术论文翻译。）

何家良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