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理财办公室在税务津贴计划下设立基金的门槛在2022年提高，却似乎没有影响新加坡家办的增速，2022年底的家办数量估计较一年前高出一倍，今年料进一步增长。
家办主要是企业家族或高净值人士设立的公司，集中管理家族财富、投资和传承规划。去年到新加坡设立据点的家办来自世界各地，受访业者透露，当中以来自中国的家办居多。
从事家办业务的奥立伟资本（Olive Vista Capital）管理合伙人梁嘉欣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估计，新加坡2022年底有1400多个家办，比一年前增加超过一倍。
梁嘉欣说：“2022年确实有更多家办在新加坡设立。新加坡的法治、生活素质，以及投资机遇和服务广泛，对家办负责人具有吸引力。新加坡调整条例并没有影响家办流入新加坡。”
据她观察，新加坡家办以中国人居多，至少占了一半，而印度富豪主要是在伦敦设立家办，但近年也有一些到新加坡和迪拜设立据点。
从2022年4月18日起，家办在新加坡税务津贴计划下设立基金的门槛提高，申请时基金的最低资产管理规模为1000万元，并且要在两年内增加到2000万元。此外，家办基金每年的商业开支要求提高，基金也要投资新加坡市场，以及聘用新加坡投资专业人士。
梁嘉欣认为，随着处理家办的专业人士的技能成熟，这个领域预料在2023年继续蓬勃发展。
由于单一家办（Single Family Offices，简称SFO）不管理第三方资金，所以不需要向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注册或获得执照。因此，金管局没有家办的具体数量或业务规模等数据。不过，据金管局之前估计，截至2020年底新加坡大约有400个家办，2021年底增至700个。
烽火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吴浙豪受访时说，公司处理家办的人力和工作量在2022年显著增加，律师楼和其他服务供应商也有同感。此外，为单一家办开设银行户头和其他行政工作的等候时间比之前稍长。
吴浙豪透露，根据公司的经验，设立家办者以中国人居多，占了四成，其余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
迁入新加坡高净值人士 去年可能超过3000名
新加坡家办数量增加，促使金融业出现抢人才的现象。根据《金融时报》早前报道，家办以高薪吸引人才，导致一些金融机构的职员集体跳槽。据报道，新加坡新增家办有一半属于中国富人。
新加坡作为亚洲主要财富管理中心，继续吸引百万富翁迁入。
新世界财富研究部主管阿莫尔斯（Andrew Amoils）受访时指出，2022年首九个月，有2600名高净值人士从全球各地迁移来新加坡。公司之前预测，2022年全年有2800名高净值人士流入，但现在不排除可能超过3000名。
2022年首九个月，新加坡是高净值人士迁移人数第二多的城市，仅排在迪拜之后。悉尼、多伦多和里斯本分别排在第三至第五位。
高净值人士指的是拥有至少100万美元（约135万新元）净资产的个人。
阿莫尔斯说：“更多高净值人士迁移到新加坡，一些原因包括新加坡经济多元化，许多领域如金融服务、资讯科技、制造、电子、生物科技和医疗护理等都表现强劲。新加坡也是在东京之后，第二最富裕的亚洲城市。”
此外，新加坡税率具竞争力，以及不征收资本利得税，也吸引百万富翁转移资金。
移居新加坡的富裕人士主要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和印度。伦敦投资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预测，到了2031年，新加坡的高净值人数预计增长40％。印度的高净值人数增长最快，到了2031年将增长80％。澳大利亚和中国的高净值人数，则分别增长60％和50％。
摩根大通：过半家办着重科技领域投资
一项调查指出，全球54％受访的家族理财办公室主要投资在科技领域，其次是医疗保健、房地产和消费者产品领域。
摩根大通私人银行在前年12月至去年7月期间进行一项调查，了解全球近80名家办负责人对家办治理和投资策略等方面的看法。这些家办负责人的平均净资产为48亿6000万美元（约64亿7000万新元）。
调查报告显示，54％受访家办在进行风险投资和增长股权投资时，专注于科技领域，包括生物科技。其次是医疗保健（30％）、房地产（25％）、投机（22％）和消费者产品（16％）。
在执行方面，63％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家办委任一名首席投资官，扮演与首席执行官不同的角色。相比之下，摩根大通和世界经济论坛于2016年发布的报告中，当时只有37％家办让首席投资官和首席执行官扮演不同角色。
一般上，较大型的家办会委任好几个首席投资官，负责个别的特定资产或投资类型，如房地产或私募股权。首席执行官则负责监督整个投资组合的表现。
另一方面，受访者表示他们近几年更关注私人投资领域，有三成家办将50％至75％的资产分配到这个领域。
不少家办认为投资于私人企业困难和耗时。一些受访者认为，在进行直接私人投资交易时，可聘请专才来负责整个投资周期。家办需要一个组织来有效地投资私人市场，一个能全天候进行这类投资的团队。
调查显示，43％受访者在进行直接投资时倾向于扮演积极主动的角色。尤其是财富创造者和从事公司营运业务的家办。他们一般会担任治理或营运的职务新加坡公司办，如董事会成员和业务顾问。只有25％受访者表示想要成为被动型投资者。
家办采取直接投资策略的目的有两个，那就是创造协同效应以及让投资组合多元化。例如，一个从事农业和食品行业的家办会选择收购食品包装公司，以辅助现有的业务运作或发挥他们在特定领域的专长。
至于家办治理，68％受访者认为，制定明确的程序、政策和规则对妥善处理冲突至关重要，如股东退出、报酬政策（compensation agreements）和家办成员的期望等，还有提供反馈或提出异议的程序。
比前年30亿美元增六成新调去年处理总额达48.4亿美元案件
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调解的案件金额过去几年显著增长，2022年的总额达48.4亿美元，比2021年的30亿美元大增六成。
为吸引更多国际企业来新加坡解决争议，包括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简称“新调”）在内的新加坡主要国际纠纷解决机构，1月12日推出企业能直接采纳的两项合约条款，提供更多元化和符合需求的解决途径。
新调和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发文告宣布制定“诉讼—调解—诉讼”（Litigation-Mediation-Litigation，简称LML）程序，让当事者在启动诉讼程序后，可选择或是受法庭指示，到新调通过调解处理纠纷。
期间，在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的诉讼程序能暂停最多八周，而多数新调的调解只须花费一天，成功率达七八成。和解协议可被记录为庭令，如果只解决了部分争议，当事人能就重启诉讼程序寻求商事法庭的指示。
企业如今可在制定合约时直接采纳相关的LML示范条款，或在发生纠纷时协议采用LML程序。
随着在新加坡审理的国际仲裁案件增加，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也推出一项管辖权示范条款，让企业能在合约中指定新加坡商事法庭来处理国际仲裁法令相关的申请。
海内外律师参与制定条款
纳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这项由海内外律师参与制定的条款，将同时纳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示范条款中。
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星期四傍晚出席了上述两个项目的启动活动。
他致辞时说，不同案件最适用的纠纷解决方案不尽相同，对方是谁、纠纷性质和当事人的处境都在考量之中，而混合纠纷解决模式也已变得更加普遍。
“因此我们想在工具箱中提供现成的工具新加坡公司办，让人们能够应对手头的情况。我们不一定拥有所有工具，但我们能提供那些最关键的工具，单独或相互搭配来解决多数纠纷。”
新加坡国际商事法庭主席菲立·惹耶勒南（Philip Jeyaretnam）法官说，有些纠纷复杂到难以通过单个解决模式公平有效地化解，因此能够调解一部分的纠纷，再对剩余的进行诉讼是有益的。
他举例，由合同、缺陷和延误不同部分组成，并且技术上复杂的建筑纠纷，要同一位裁决员在一个大斗争中就所有部分进行裁决，困难到近乎不可能，又或者效率低且成本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将部分争议分离出来，用其他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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