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祎
出于历史、文化、国家间政治交往以及一些偶然的因素,不同的国家采用了不同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经过长期的尝试与取舍,一些国家的发展模式获得了更大范围的认同,也在其他国家得以推广。当前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模式仍然是我们所熟知的,起源于西方,尤其是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从经济上来说,减少政府干预,放松管制,私有化已经越来越成为很多国家政商阶层以及右派知识分子的共识,新自由主义成为了世界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潮。
至少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前,新自由主义确实在全世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国家不得不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压力,即使是欧洲、日本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必须进行政策与制度上的调整,才能保持自身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就政治而言,自由民主主义在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也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望,似乎成为人类所有政治模式中最佳的一种。
但是新加坡公司文化,自由民主主义在非西方国家的推广过程中遭到很多阻碍,其中既有历史与文化的因素,也出于政治精英对这种模式的不信任与畏惧感。因此,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很多非西方国家产生了很多“变体”,非西方国家有选择性地采纳了这种模式的部分成分,但也保留了自身的一些传统和特色。在这种接纳与抗拒的过程中,一些国家取得了成功,也有很多国家走向了失败。
取得成功的国家往往由于其自身不同于西方的特色而被世界所关注,于是也就产生了不同特色的“模式”,例如,上世纪战后东亚的经济奇迹产生了“东亚模式”。其中,新加坡独具特色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于是,“新加坡模式”应运而生。
简言之,“新加坡模式”就是外向型的市场经济与有限民主制的结合——也有人认为新加坡政治属于权威主义政治。虽然李光耀接受了正统的西方教育,但在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建立之始,李光耀政府刻意避开了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模式,选择了具有东方特色的政治权威主义模式。但这种政治权威主义又和其他典型的权威政体有所不同:在新加坡,有公开存在的反对党,也有基本的选举制度和相关法律制度,再加上党内的竞争,这样就保证了新加坡政治具备一定程度的竞争性。此外,新加坡的司法体系可以约束政府的行为。可以说,新加坡的政体更像是一种民主与权威的混合政体。虽然民主因素有限,但也确实发挥了制约权力的作用。
此外,新加坡是一个推崇“精英治国”模式的国家。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视政府团队的素质与能力,甚至不惜开出很高的工资吸引社会最优秀的人士从政。新加坡政府也非常注意从学校中培养选拔最有潜力的人才,资助他们到西方顶尖名校深造,再回到新加坡政府服务。西方民主选举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是首先让选民满意,而新加坡官员选拔体系是内部选拔制,即使有些政治精英在民间不受欢迎,但依然可以得到政府的重用。
新加坡建国之初就遇到了李光耀政府。这个政府具备了西方的政治理念,也保持了政治上的道德水准。更重要的是,李光耀政府将自己的理念精心设计成了制度。
尽管新加坡模式同样存在很多问题,而且经过这次大选,新加坡的政治版图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新加坡模式确实可以给其他很多国家带来借鉴意义。在今天这个快速变迁的不确定时代新加坡公司文化,各种“模式”互相角逐,不同观念与知识的碰撞给人们带来了不同的选择,而至于一个国家究竟能不能做出最佳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政治精英将扮演关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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