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日报 Shannon
彭博社论 —— 新加坡最大家族的继承人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他正试图挽救陷入困境的房地产投资。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这位45岁的城市发展有限公司（City Developments Ltd.）首席执行官谢尔曼-奎克不得不面对另外两名董事会成员的辞职。这使董事会自去年10月份以来，提出辞职的总人数达到3人。他的公司成立了一个特别小组，用以决定出售其与中国开发商协信远创集团（Sincere Property Group）的资产。该投资导致了家族内部的裂痕，他的父亲，CDL的执行主席郭令铭，不得不出来为这项投资辩护。
这对于已经掌舵三年、2019年率先完成协信远创交易的奎克来说，是迄今为止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凭借64个项目的可观的土地储备，开发商将CDL在中国的业务从3个城市增加到近20个城市，被誉为“改变游戏规则”的增长。但新冠疫情与国内房企借款规则的收紧，反而迫使这家新加坡公司出现了亏损。
“谢尔曼将不得不与投资者接触，并表明他会是领导公司的合适人选，”新加坡国立大学会计学副教授麦元德分析道，“与协信远创的投资很可能是攸关成败与否的交易，要么巩固他的地位，要么迫使其更换领导层。”
麻烦始于新冠疫情，它使中国的大部分经济活动在2020年时停止。协信远创的大部分项目被搁置或推迟，CDL在4月重新谈判了合资公司的条款，实际上给公司的估值带来了很大的折扣。中国控制该行业杠杆率的“三条红线”政策更是雪上加霜，这意味着前几年的快速增长已经结束，也加剧了对协信远创的流动性的约束，该公司目前正寻求加快资产的销售。
截至到去年9月，CDL在投资上损失了近7600万新元（5700万美元）。虽然该公司还没有正式公布这段时间的业绩，但CDL表示，其房地产开发部门的收入下降了约15%。CDL股价已从2018年的高点下跌了43%。
现在，扭转局面的责任落在了谢尔曼-奎克身上。
这位波士顿大学的毕业生在2010年加入CDL，担任其中国子公司的CEO，负责带领公司在中国的扩张。2018年，他被提升为新加坡第二大上市开发商的负责人。
从那时起，许多举措都发生在他的掌控之下。他策划了千禧国敦酒店的私有化，这家酒店的运营商也促使他的叔叔在10月从CDL董事会辞职。他成立了一个基金管理部门，增加了CDL在新加坡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中的股份，并正在筹划创建一个英国办公物业的商业地产投资信托公司（REIT）。
但协信远创集团仍然是谢尔曼成功的核心，也是迄今为止CDL在中国最大的单笔投资。
虽然这家新加坡公司没有透露解决合资企业问题的策略，但其一位媒体代表表示，公司会专注于维护和提升股东价值，并补充说新加坡公司变更的原因，“团队一直在努力解决与协信远创相关的问题及其面临的挑战。”
CDL执行主席郭令铭在本月早些时候发给当地媒体编辑的一封信中称新加坡公司变更的原因，最近的离职是更新董事会的一个机会，并表示必须“在商业环境快速变化的背景下看待协信远创的投资，新冠疫情使其更具挑战性”。
协信远创集团没有回应置评请求。它其实隶属于重庆先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在中国约20个城市管理着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310亿美元)的企业集团。据当地媒体报道，在奎克出手之前，该地产曾吸引了许多其他的投资者，包括一些中国最大的开发商 —— 比如恒大集团、融创控股有限公司和金科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但最终他们都放弃了这个想法。
不过，协信远创还是能够与多家与该地区亿万富翁有联系的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比如泰国最富有的谢国民家族，台湾的伊衍梁，以及中国矿业大亨王文银。
在2019年5月，谢尔曼-奎克签署第一笔交易时，他已经与协信远创的董事长兼创始人吴旭认识了大约十年。根据彭博社的估计，吴旭在4月重新协商条款时，通过脱手部分所有权大约赚取了27亿元人民币，他的公司估值为86亿元人民币。而另一家投资者，绿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去年也出售了2016年所收购的20%股权，当时给协信远创的估值为125亿。
据彭博智库的报告显示，中国开发商或多或少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和政府新增借贷限制的打击。债务缠身的企业，销售额可能在中期受到进一步的影响。新加坡第一合伙人有限责任公司（United First Partners）亚洲研究部主管贾斯汀-唐表示，现在CDL将不得不尽量剥离更多的关于协信远创的物业，以改善其运营的流动性。
“协信远创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个平台，让其在中国迅速发展，并获得一定的规模。当年看起来这并不是一个太糟糕的决定。”彭博情报分析师克里斯缇-黄表示，他认为中国的新杠杆规则所带来的挑战越来越大。“监管基调越来越不利于中国开发商的发展。因此，给协信远创对CDL的利润贡献增加了许多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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