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劲/文 企业是经济的微观组织，企业的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经济的效率，当然政府的效率也很重要。企业的效率越高新加坡公司管理特点是，单位投入产生的财富就越多，国家就越富强。因此发展经济在微观层面就是发展更多更大、效率更高的企业。
我们不能把企业的经营效率简单地跟企业的竞争力划等号，因为后者不仅仅由经营效率决定，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获取资源的能力。经营效率低下的企业，如果赢得政府同意，通过获得行业特许、税收优惠、土地优惠、金融体系的的转移支付等特殊政策而活得很好。
这种做法显然有巨大成本，但却不会轻易显现，因为成本是由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效果非常分散。其体现在一些宏观表象里：如经济活力下降，增长变缓，社会财富缩水，商品短缺或者通胀等。由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因素很多，人们不容易准确找到企业效率带来的直接影响。
然而，不容易度量并不意味着不重要。长远看，效率决定一切。宏观层面，国家经济的长期增长由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决定。微观层面，企业价值的长期增长由企业的投资回报率来决定。效率低下，短期内企业可以通过举债、增大资源的投入来弥补；但在低效率的情况下，资源不可再生，更不能积累，所以长期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效率。
提高效率的两个先决条件
怎样在宏观和微观层面增强效率？归根结底主要有两点。一是把优秀的人放到适合的岗位上；二是让他充满激情地工作。
要做到第一点，人事的决定者不仅要有专业眼光，更要有充足动力把提高效率放到评价人才的最重要位置。要做到第二点，就必须让努力工作、有创新能力的人得到奖赏；让没有能力、懒惰的人受到惩罚，至少不能不劳而获。
宏观层面，市场经济之所以在效率上远高于计划经济，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市场有更高处理供需关系信息的能力；另一个原因就是人才市场、产品市场的竞争，让市场经济可以同时满足提高效率的两个先决条件。
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新加坡公司管理特点是，必须遵守市场规律。企业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产品间的竞争，但深层却是人才和管理的竞争。
不是说民营企业在人才和管理都能做到位，但其缺陷主要停留在企业家的认知问题上：企业家或者没有格局，或者没有管理知识，或者不够理性。在人才选择的问题上，企业家不见得有足够的知识和阅历能够判定最好的高管人选。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创业者本身也因不能与时俱进，往往变成企业发展的瓶颈。
在激励机制上，企业可以用多种财务手段设计激励机制，如期权、限制性股票、奖金、浮动工资等，但基本原理极其简单：对超过预期的业绩进行奖赏，对低于预期的业绩进行惩罚。在激励机制的设计中，企业家可能由于太过吝啬，无法给团队提供充足激励；也可能太过激进，过强激励导致团队冒过大风险，从而引发财务或运营危机。
但从根本上看，民营企业的长期优势是用优秀的人建立一套合理的激励机制完全符合企业家的个人利益，因为企业价值的源泉是效率。所以，假以时日，在竞争中胜出的民营企业往往在人才、激励机制上都会做得比较完善。
国有企业效率低，恰恰是因为一般不能满足提高效率的两个先决条件。为什么民企能做到的事情，对国企来说很难？和认知没有关系，根本的制约因素来自体制。
由于国企的实控人是政府，国企的管理和政府的管理来自同一套体系：国企高管和政府官员可以在一套人事体系内自由流动，甚至有一套完全相互匹配的级别系统；国企高管的激励机制和政府官员可以略为不同，但绝没有巨大区别。
显然，政府的人才体系和市场的人才体系遵循完全不同的机制，前者讲政治最重要，后者主要追求效率。所以，国企效率低的第一个原因，是国企在用人上本身追求的就不是效率。
国企效率低的第二个原因，是国企的激励机制从本质上不可能和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有很大区别，而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在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是为追求效率而设计的。
为什么国企高管和政府官员的激励差别不可能很大？原因又回到两者出自同样人事体系这一事实。如果一个人事体系中的一些人或岗位，超出常规建立起一套市场化机制，必然引起上级、同级、下级的羡慕、嫉妒或不满，从而带来巨大压力向中间靠拢。国企的激励机制从整体上讲，有更多吃“大锅饭”的成分，从提高效率的角度看，激励力度是远远不足的。
破局的两个方法
国企效率低的两个核心原因并非没有特例。在某一时间段，某个领域，某家企业当然可能有例外，但从长远角度有着极强的一致性。有什么办法能够增强国企的效率呢？
一种办法是向新加坡借鉴经验。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同时拥有大量国有企业。淡马锡和其旗下众多国企，在人才选拔和激励机制都基本做到了完全市场化。
新加坡的经验有很强的特殊性：新加坡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用管理企业的方式来管理政府的国家。新加坡的国企效率高，其政府的效率如果横向比较，在全球范围内更是首屈一指。
一个人口仅500万的小国，国家首脑、政府官员的收入在全球鹤立鸡群，远远超过美国、欧洲、中国这些全球前三大经济体的同类官员，而且是直接和市场中的私营企业对标。
前面分析过，政府和国企的人才和激励同属一个体系。新加坡因有着高效的政府，能建立起最高效的国企群体。新加坡的案例告诉我们，破解国企低效率是有方法的，前提是建立一个超级高效的政府。然而，政府之所以是政府，其服务的对象是政治，经济只是其中一部分，并非全部。这条路能否走得通，还要看各国政治格局的具体情况。
第二种可能的办法是通过“混改”，让国企间接获得民企市场化机制的好处。这里光把股权放到一起是不够的，要看企业的控制权在谁手里。
如果控制权在政府手里，民营资本只是财务投资，企业的人事和激励政策自然不可能远离政府那套体系，效率不会比纯国企高多少。如果控制权在民营资本手里，政府是财务投资，自然市场里的机制都可以引进来，效率肯定可以提高。
即使没有混改，我们也要意识到，政府实际上在所有企业中都已通过税收，正在分享企业经营带来的现金流和利润，是以类似优先股和普通股的形式存在的。政府对股权的财务投资只是增大其分成额度，并没有改变政府参股的性质。这条路走起来相对容易。
综合来看，政府和政府直接控制的、包括国企在内的所有资产，由于同出一个人事和管理体系，在效率上不可能有本质差别。所以，要盘活国有资产，要么赋予整个政府体系与市场一样的高效；要么把控制权交给市场，仅保留享受现金流的权利。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平衡政治和经济的大智慧。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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